历年法考试题主观题练习：2018年案情分析题

　　王某组织某黑社会性质组织，刘某、林某、丁某积极参加。一日，王某、刘某在某酒店就餐，消费3000元。在王某结账时，收银员吴某偷偷调整了POS机上的数额，故意将3000元餐费改成30000元，交给王某结账。王某果然认错，支付了30000元。

　　王某发现多付了钱以后，与刘某去找吴某还钱，吴某拒不返还。王某、刘某恼羞成怒，准备劫持吴某让其还钱。在捆绑吴某过程中，不慎将吴某摔成重伤，因为担心酒店其他人员报警，故放弃挟持，离开酒店。

　　在王某和刘某走出酒店时，在门口被武某等四名保安拦截。王某遂让刘某打电话叫人过来帮忙，刘某给林某、丁某打电话，并私下叫二人带枪过来，林某二人将藏在衣服里，护送王某上了私家车。

　　武某等人见状遂让四人离开。王某上车以后气不过，让刘某“好好教训这个保安”，随即开车离开。刘某随即让林某、丁某二人开枪。林某、丁某二人一人朝武某腿部开枪、一人朝腹部开枪。只有一枪击中武某腹部，导致其死亡，现无法查明是谁击中。

　　3、王某、刘某、林某、丁某对武某的死亡构成何罪?(其中王某的行为有几种处理意见)?须说明理由。

　　1.一种观点认为，成立盗窃罪。这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并不知道自己多余处分的钱款(30000-3000=27000元)，行为人吴某拿走这部分财产的，应成立盗窃罪。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在于，诈骗罪要求被害人自愿处分财产，而“自愿处分”要求被害人对财产有具体的认识，即具体的处分意识说(处分意识必要说中的严格论)认为(主流观点)，只有行为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交付的财产的全部内容(种类、数量、质量、价格、外形等)，才能认为

　　其有处分意识。本案中，被害人对自己处分的财产的价格没有充分的认识，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仅成立盗窃罪。这种观点在审判实务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案例对此亦持支持意见。

　　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27号：臧进泉等盗窃：臧进泉和被告人郑必玲在得知金某网银账户内有款后，即产生了通过植入计算机程序非法占有目的;随后在网络聊天中诱导金某同意支付1元钱，而实际上制作了一个表面付款“1元”却支付305000元的假淘宝网链接，致使金某点击后，其网银账户内305000元即被非法转移到臧进泉的注册账户中，对此金某既不知情，也非自愿。可见，臧进泉、郑必玲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诱骗被害人点击“1元”的虚假链接系实施盗窃的辅助手段，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巨额财物，获取银行存款实际上是通过隐藏的事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来窃取的，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2.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立诈骗罪。这种观点认为，对诈骗罪所要求的“处分意识”不作严格解释，持概括(抽象)的处分意识说(这种观点也称之为处分意识必要说的缓和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大致认识到自己交付的财产的种类(如衣服、酒、手机)就可以认为有处分意识。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知道自己处分了“钱款”即认为被害人有处分意识，至于处分的钱款的“数额大小”，并不是处分意识所必须的。以往审判实践中持这种观点的较多，英美国家刑法对诈骗罪所要求的“处分意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诈骗罪不仅仅是“骗”，更强调被害人的“处分意识”，对被害人的处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抽象的处分意识说，在审判实务中并不占主流观点，支持者逐渐变少。

　　有观点认为，吴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间接正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王某只是误认了数额，这种错误不足以支配王某使用信用卡。其次，本案中也不存在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使用者一直都是王某。因此，本案吴某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间接正犯。除此之外需要说明的是，有考生认为此问是开放试题，所以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得分。但在本题中，命题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在考查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其他的各种答案恐怕很难得分。

　　本案中，王某、刘某对被吴某诈骗(盗窃)的财物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故要求吴某返还钱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拘禁吴某的行为应成立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还将“索取债务”的范围扩大解释为包括“赌债、高利贷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其目的是严格限制绑架罪的范围，适度扩张非法拘禁罪的范围。而本案中，王某、刘某并没有侵犯吴某财产的目的，而是索回自己财产的目的，虽然本案不是“索债”，但根据当然解释，更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既然索回赌债而拘禁、扣押他人的，都成立非法拘禁罪，本案中，索回自己的财产(包括非法财产)而拘禁他人的，更应成立非法拘禁罪。

　　需要提醒的是，基于绑架罪的法定刑畸重，我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务都主张对绑架罪进行限制解释，只要找到一点理由向他人“要钱”而拘禁、扣押他人，都应否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而不认定构成绑架罪，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请参阅如下我的论文：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非法拘禁罪定罪。2000年**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亦认定为“索债”。该解释出台的背景为：“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是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对这种情况定绑架罪，势必会造成罪与刑不相适应”。在该解释出台之间，审判实践亦认同对索债的范围扩张解释为包括赌债从而限制绑架罪的适用。刑法理论上亦有学者主张对“债”的范围作扩张解释，“债务并非完全局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关系，这种关系的成立只要没有超越民间习惯且没有超出合理范围即可”。样本案件中，对“索债”的认定更有过度扩张之嫌。例如，对于男女朋友分手后，索要“青春损失费”的，也被认定为索债。给付定金方违约后，为索回定金而非法扣押对方当事人子女索要定金的，也被认定为是“索债”。在无法查清被害人是否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行为人自以为被害人欠其债务，进而拘禁他人“索债”的，也被认定为是“索债”。委托他人理财，亏损了，索要损失的，也被认定为“索债”。向儿子索要其父亲生前欠的债，也被认定为“索债”。

　　该案中，王某、刘某对拘禁行为本身导致的被害人重伤的，应成立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在捆绑吴某过程中，不慎将吴某摔成重伤，系“捆绑”这一拘禁行为本身所导致的，应成立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结果加重犯。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刑法的这一规定亦可看出，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这一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太窄，仅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法定刑也不是特别重。在这一背景下，对非法拘禁(致人重伤)非这一结果加重犯就应尽量作限制解释，只有与拘禁行为较为直接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重伤结果的，才成立结果加重犯。本案中，题干中指出，“捆绑”吴某过程中造成了吴某重伤，是拘禁行为直接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应构成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